反思：被禁锢在标签和执念之下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 找回“可持续”

导语

“找回‘可持续’”是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系列文章合集。本系列以“可持续的”理念及实践为对象，试图依循“回溯理念、辨析现状、探索趋势”的路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简要梳理，以期借助反思，来激活人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新探索与新设想。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引言：“可持续的”，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点击可查看全文）中，我们追溯了“可持续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试图找回那一层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已渐渐褪去的底色，以此开启这一场关于理念的思辨。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回溯：“可持续的”心路历程》(点击可查看全文）中，我们尝试梳理了“可持续的”理念与实践，和气候变化、环保等有何联系，以及在实际应用“可持续的”理念时，人类自己需要先完成哪些改变。

然而，现实是，在尚未完全理清上述问题之前，“可持续的”列车就已经驶离站台，并且已在沿途创设了许多站点：绿色金融、ESG、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公益创投、社会责任投资……

本文为本系列的第三篇，我们将尝试通过对这些“站点”进行一次梳理，并探寻其背后的真实故事，以此来尝试对我们在已走过的路上所有意或无意留下的障碍进行反思和清理，进而去探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正文

可持续发展、“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同繁荣”、“平衡的繁荣”……这些词（包括此处未列出的其他同义语汇）所描述的目标都是大体相同的，而从本系列前两篇文章的回溯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现代人类社会确实已经在为实现这一方向的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着。

在努力的过程中，社会与市场中诞生了诸多以“绿色”“环保”“可持续”等为主要标签的科学技术、金融产品、倡议联盟、规章制度等，人们也对它们进行着不断的更新迭代。然而，正如本系列前两篇所提到的，当下的我们其实才刚刚踏上“志于学”应如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在当前时点，我们有必要去反思和探寻当下主流价值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契合与离散之处，并将这些思考与求索转化为真正的行动。

《论语·为政》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遵循这一路径，对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已走过和已创设的不同“站点”进行回溯与拆解，以期探寻当前我们在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哪些亟待解开的症结与必须越过的障碍。

一、繁华的“站点”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ESG投资（ESG investment）、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社会责任投资（SRI,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在这近50年的发展之路上，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收获之一，当属这些花样繁多的名字和概念。如今，它们开始逐步走入公众视线的中心位置，甚至正在成为新的主流。它们的确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不断前行的见证，但同时它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偏正短语。

在这些偏正短语中，中心词是“金融”“投资”“经济”等，而“绿色”“可持续”“影响力”等仍处于修饰词的位置——这看似并无大碍，但这一点其实一直在对我们看待“绿色”“可持续”“影响力”等的态度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大热“站点”：ESG +

ESG，即指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近几年它一跃成为社会热词之一，而各行各业也从自身出发，对它进行了词义解释、应用指导和优劣分析。在与ESG相关的海量解读中，我们似乎遗漏了一个值得细究的点：它的实际含义、现已走过的路程，以及当下所处的境遇，似乎和它的“前辈”们如出一辙。

1494年，卢卡·帕乔利（Luca Paccioli）出版了名为《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的著作，其中包含的一个介绍复式簿记/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的章节，让帕乔利成为了15世纪该主题的第一篇总结性文献的编著者。由此，西式簿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它也因此，如“三重底线”理念的提出者约翰·埃尔金顿所描述的一样，“成为了单一底线思维（single bottom line thinking）的基石”。

1994年，在这部对现代会计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出版500年后，来自英国的可持续管理咨询师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正式提出了“三重底线”（TBL或3BL, triple bottom line）这一理念表述，以呼吁社会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含义，号召企业将牢牢维护着的“单一底线思维”转变为“三重底线思维”——从单一守护财务底线，转变为同时守护社会、环境、财务这三条底线。

2018年，在“三重底线”理念被正式提出的25年之际，埃尔金顿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三重底线”理念进行了一次“召回”（recall），以对其重新开展审视和思考。文章发表之时，可持续发展领域已获得了全球年收入10亿美元的成绩，并正在持续迅速发展。然而，埃尔金顿却在文中明确指出：

“是否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以经济利润或损失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要将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民福祉情况，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的健康情况一起纳入考量。”[1]

埃尔金顿在文中承认，“三重底线”理念的确已经被许多机构与联盟采纳，例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和道琼永续性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DJSI）等。但他也明确指出“‘三重底线’理念从来都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会计工具”，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推动资本主义理念进行系统变革（system change）为明确目标（stated goal）”。

“它（‘三重底线’理念）的本意并非是被仅仅成为一个会计工具，而是应唤醒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现状及未来的深层思考。”——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2]

然而，虽然“三重底线”的首批采纳者中的确有如是实践着的企业，但埃尔金顿提到：

“许多早期的采纳者将这一理念作为一种平衡法（balancing act）来理解，在实践中采用了一种以权衡（trade-off）为核心的态度。”[3]

埃尔金顿提到，随着“三重底线”理念的提出，无数类似的理念也纷涌而至（见下方清单），继而也诞生了许多更新一代的理念，包括碳生产率（Carbon Productivity）、共享及循环经济（Sharing and Circular Economies），以及仿生模拟（Biomimicry）的设计方法。

• 随着“三重底线”理念的提出，无数类似的理念也纷涌而至：

• # 双重和四重底线（Double and Quadruple Bottom Lines）

• # 投资社会回报（SROI）工具（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 # 多种资本模式（multiple capital models）

• # 全成本会计核算（Full Cost Accounting）

• # ESG（一个让投资者和金融分析师关注到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层因素的框架）

• # 环境损益法（the Environmental Profit & Loss approach，由Trucost，运动品牌彪马和奢侈品品牌开云集团共同发起）

• # 净正面影响（Net Positive）

• # 混合与共享价值（Blended and Shared Value）

• # 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

• #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

• # 总体社会影响力框架（Total Societal Impact framework，由波士顿咨询集团提出）[4]

在埃尔金顿的整理中，我们看到他为“ESG”提供了额外的说明，点明了它在当前实践中的真实作用，即“一个让投资者和金融分析师关注到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层因素的框架”。

ESG，近些年它最常与“评级”（rating）和“投资”（investing）搭配出现。当大多数人（甚至包含业内人士）将“ESG评级”默认为是在评估“公司自身的业务和行为对于人类和地球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时，评级机构和被评级企业并未像埃尔金顿一样，在其宣传标语和营销信息中明确指出其背后的真实作用：

“ESG评级”真实衡量的，是“公司自身在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所面临的潜在风险”；

“ESG评级”的实际目的，是“帮助机构投资者评估此类风险，从而以在自身时间规划内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的方式对其资本进行配置”。

在其宣传标语和营销信息中，评级机构和被评级企业大多选择了不明确指出“ESG评级”的真实作用，并且也没有明确说明宣传话术与实际概念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因此，那些对“ESG评级”的作用产生误解的人，会进而产生这样的误解——“投资于ESG专项基金，就意味着将资金投入到解决恼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工作之中。”[5]

作为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可持续领域的前首席投资官，塔里克·范西（Tariq Fancy）在2021年发表的“可持续投资者的秘密日记”（“The Secret Diary of ‘A Sustainable Investor’”），推动了一场以“所谓的ESG投资究竟有何价值”为题的公众辩论。1PointSix LLC首席投资官、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前高管（2011~2022）特伦斯·基利（Terrence Keeley）在2022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6]中引用了一项高校联合研究的结论：“没有证据表明，对（这类）社会负责任的投资基金能够改善企业的实际行为。”基利在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

“如果所谓的可持续投资基金无法转化为具有可持续特征的实际行为，那么它就应该换个名字。”[7]

其实，在对于ESG在金融服务业的历史回溯中，不难找到它的真实含义：2007年，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次在金融服务业提出ESG的概念，旨在将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的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通过关注企业在上述三个维度的表现，来降低投资中的非财务风险。[8] 只不过，这一特定语境下的概念及其解释，在诞生之初未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取得足够的关注，而后当一些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苏醒之时，该特定语境在宣传中对理念的实际含义做了延伸。

不过，跳出金融服务业的特定语境，ESG依旧是值得企业在其行为实践中去遵循的理念，并可以由此唤醒更多人对于“三重底线”理念的记忆，去审视和思考它们究竟应被如何实践。

无论是“三重底线”理念和ESG，还是“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capitalism）和“甜甜圈模式”的发展框架，它们的诞生和此后的遭遇其实都十分类似，但它们的本意一定都如埃尔金顿在那一篇文章中所屡次提到的，“并非是被仅仅成为一个会计工具，而是应唤醒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现状及未来的深层思考。”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误解或是避而不宣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只要能引导出相似的结果就可以。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正在茁壮成长中的“站点”——“影响力+”的身上看到相似的例证。

• 成长中的“站点”：影响力+

在时下的可持续发展语汇中，有许多都是翻译自英语。因此，近义词与前文提到的偏正短语一样，也容易对我们的理解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力（impact）+”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作为紧随“三重底线”理念而生的一种概念，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旨在通过投资，主动实现社会价值和财务价值的双重回报，且通常将获得社会回报放于首位进行考虑，是当前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一大正在茁壮成长中的“站点”。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它的具体定义和衡量标准也尚未完全明晰。即便如此，“影响力投资”也已经成为了时下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热词之一。

或许是因为“影响力投资”仍是一个偏正短语，人们更容易将关注点聚焦于这个短语的主语——投资。于是，一些人在定义它及衡量它的成果时，也会下意识地关注于主语，而忽略了对应行为在“偏”的这部分——影响力——的表现。前文中提到的类似偏正短语所对应的概念与实践，在定义与衡量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在这些词组中，“偏”的这部分——影响力、ESG、可持续、绿色等——决定了产生该词组所描述的行为（影响力投资）所需的意识（影响力），就好比“三重底线”理念的本意，即期望能够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理念进行系统变革；而“正”的这部分——投资、金融等——对应了某种特定行为（投资），也揭示了该词组中“偏”的这部分在实际操作中所处的定位，即“仅仅被作为一个会计工具”。也正因如此，它们的实践过程中衍生出了“影响力会计”“ESG评级/评估”等以衡量为核心的业务板块。

花旗ESG研究团队在其报告中使用了类似的拆分理解，以“意识”（awareness）为基准，对投资行为进行了分类，并用严格且清晰的梳理，呈现出了符合影响力投资本意的行为，究竟应必须符合哪些严苛的标准。

图1：以“意识”为基准的投资行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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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Investing for Outcomes: Why Impact Is Relevant Beyond Impact Investing, Citi GPS

图2：影响力投资的必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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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整理自Investing for Outcomes: Why Impact Is Relevant Beyond Impact Investing, Citi GPS

基于这样的分类标准，Impact Management Group基于其中“让步”（concession）和“参与”（engagement）的表现，对目前市场中的各类影响力投资行为进行了梳理和归类。

图3：以“让步（横轴）”和“参与（纵轴）”情况为基准，对影响力投资进行分类

（点击查看大图）

图源：Investing for Outcomes: Why Impact Is Relevant Beyond Impact Investing, Citi GPS

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影响力投资的必备要素比作一副拼图的话，目前市场中大部分已佩戴了“影响力投资”标签的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缺了几块拼板——甚至很多都缺了最主要的那几块，例如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所有影响（积极和消极、有意和无意）的情况。

·影响（impact）：对他人或周围事物起作用（动词）；所起的作用（名词）；

·影响力（influence）：用一种别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又被解释为战略影响、印象管理、善于表现的能力、目标的说服力以及合作的影响力等。

——信息来源：百度汉语

除此之外，当我们在此处将“impact”翻译为“影响力”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将重点放在相关行为对于投资者、管理者、企业的意义和作用（如提升其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等），却忽略了“impact investing/management”的真正意义在于：投资者或管理者的决策与行为，会让企业对各利益相关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众多的“站点”名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接受，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已错过了最合适的机会，去为这些行为找到更适合的名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更多地思考和探讨它们真正的意义，以此尽力避免让它们的偏正性质对许多公众、甚至是从业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与其本意相违背或是有偏离的影响。

或许你依然会觉得这样的影响并无大碍，但它们其实一直在引导着我们的行为和认知。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在其著作《甜甜圈经济学》中用这样一个案例向我们阐释了语汇所产生的引导作用：

贯穿20世纪，“消费者”（consumer）一词在公共生活、政策制定和媒体上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公民”（citizen）一词。

一项在线调查请参与者想象自己是正因干旱面临缺水、共同福祉受损的4户家庭之一。这里的关键点是，对一半的参与者，调查从“消费者”的角度描述整个场面，对另一半消费者，调查从“个人”的角度描述。光是改变了一个词，会带来些什么不同呢？被标记为“消费者”的人报告说，觉得对采取行动缺少了些个人感，也不怎么信任其他人。而被称为“个人”的人并未表现出这些心态。看起来，光是像消费者那么思考，就会触发人的自私、孤立行为，不能把自己视为面对共同稀缺条件的群体一员。[9]

埃尔金顿明确指出，“‘三重底线’理念从来都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会计工具。”或许，它在实践中被工具化的结果，其实也和它的表述有着些许关系：bottom line，它在商业环境中常指企业的净利润，是企业运营的财务底线，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的明确数值。因此，在将社会和环境也称为“底线”的时候，它们也随之被加以数值化/货币化的要求，被期望可以变得在数学意义上被衡量和被计算。

但是，在这些偏正短语中，“影响力”“绿色”“可持续”等“偏”的这些部分往往都是无法直接或简单地实现数值化/货币化的，甚至本就不应该被施以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这也是除了相关实践欠缺“偏”的部分所代表的“意识”转变之外，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当前遇到的另一个症结和阻碍。

二、对数字的执念

为了进行所谓的科学比较和研究，研究者通常会将不可直接以数字或货币形式量化的元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福祉等），通过货币化等方式来将其转化为可衡量、可比较的数字。

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中，这种转化方式被称为影响力会计（impact accounting），被强制量化的，即企业各类商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此为基础，众多国际组织（如由世界银行、沃尔玛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380个实体组成的资本联盟〔Capitals Coalition〕）、各类咨询机构，以及高等院校，都纷纷开始研发自己的影响力会计框架和方法。哈佛大学会计学教授更是牵头了一项专注于“影响力加权会计”（impact-weighted accounting）的研究计划，其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来自资产管理、银行业、倡议界、慈善和学术界等领域的领军人物，研究目的是将企业各类商业行为对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等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货币化，最后并入企业的利润表。[10]

然而，我们必须后退一步，重新审视和思考一下这样的方法是否有益，因为——将自然资源描述为“自然资本”或“生态系统服务”、将劳动力转化为“人力成本”，或是将福祉与GDP频繁绑定，这些处理方式用可衡量、可比较的数字，取代了自然、劳动力和福祉本身的含义与重要性。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指出，如果流浪狗被人取了名字，就拥有了更大的生存机会。或许是本着这一精神，主流环境经济学家现在从生命系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它所含的“自然资本”财富的角度来描述它。但我们选择的名字至关重要。

“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一把厉害的“双刃剑”：它或许给流浪狗起了一个名字，但它所选的名字，把生命世界从人的物质手段，变成他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北美印第安部落奥内达加邦的酋长奥伦·莱昂斯（Oren Lyons）受邀到伯克利大学自然资源学院致辞时，便敲掉了这一风险。“你们称之为资源，我们称之为亲属，”他解释说，“如果你们能从人际关系角度思考，就会更好地对待它们，不是吗？……回到人际关系上，因为那是你们生存的基础。”[11]

我们不难由此看出：

当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个人、公民、消费者、雇主/雇员等）中时，我们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议题。

在对待社会、环境和治理方面的议题时，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视为面对共同稀缺条件的群体一员”，从个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雇主/雇员）的角色角度出发，去思考和探讨每一种行为和解决方案究竟会对各利益相关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2022年4月发表的一篇影响力投资主题研究报告中，花旗ESG研究团队表示，分类法（taxonomies）能够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并同时培养影响力意识（impact awareness）的一种有效框架。该团队建议，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基础框架来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分类法则，并表示“欧盟可持续分类准则”（EUTaxonomy, EU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是现有的一种良好且有潜力的尝试。[12]

花旗ESG研究团队在该报告中解释称，“欧盟可持续分类准则”（EUTaxonomy）的设计中涵盖了“净影响”（net impact）的诸多方面，并融合了在很大程度上比“净影响”更加严格和缜密的“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 Do No Significant Harm）原则。

ZOE未来经济研究所（ZOE Institute for Future-fit Economies）与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在2022年7月联合发表了一篇以“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原则为主题的转型政策简报，对该原则的诞生背景与当前应用进行了梳理，对其在应用中的实质性和程序性缺陷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为该原则的充分应用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财经研究院对该份简报进行了编译，详见《用“不造成重大损害”则让经济活动真正为实现环境目标作出贡献》，点击可查看全文）

报告提到，依据“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原则，为实现某一环境目标作出努力的经济活动，必须同时确保不对其余环境目标造成重大损害——这意味“正负抵消”将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该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要求决策者进行更为全面的考虑，将改革措施、投资行为和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对其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纳入决策考量之中。这样的改变无疑有助于防止具有危害的权衡结果的出现，让人们能够对经济活动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在保证经济行为在特定环境目标层面有良好表现的同时，又能满足其他目标层面的最低保障标准。

这是一项颇为理想化的原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阻碍。报告在针对欧盟“国家复苏与韧性计划”（NRRPs,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的分析中就发现，“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原则在目前的实际应用中未能充分发挥潜力，并且其实践与理念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和不一致。

因此，为了确保“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原则和“欧盟可持续分类准则”（EUTaxonomy）能够得到言行一致的实践，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准确且严格地构建能够适应于各国和地区的实践标准。

除了综合性的分类法则，花旗ESG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还指出，对作用于每个不同领域的“影响力”进行单独的衡量与评估，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基础框架所绘制出的SDGs图谱（SDGs mapping），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梳理每一个行业与SDGs各目标之间的关联度，还能够将每一项经济活动为实现SDGs的各个目标所作出的贡献以可视化的形式直观地进行呈现。

图4：根据项目实际表现所绘制的SDGs图谱示例

图源：Vital Capital官网

图5：各行业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间的关联度（不包括与SDGs无任何关联的行业）

（点击查看大图）

图源：Figure 28, Citi Research[13]

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方式，为“影响力”“可持续”“绿色”“福祉”“自然”“生态”等不可直接以数字或货币形式量化的元素，找到一种公认、可操作、可推广的衡量或评估标准和方法，都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挑战。然而，无论是标准的筹划制定，还是后续的监督执行，尤为重要的一个潜藏元素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参与其中的制定者和经济活动主体，还是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消费者和公众——都需要培养起更为深刻且长久的可持续意识。

三、结语：用发自内心的意识，引导出效果显著且深远的行为

无论是花样繁多的标签，还是需要将一切都转变为数字的执念——它们都已成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继续前行的阻碍和禁锢。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在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表示，不用贴标签，不用说自己是ESG:

“影响力投资应该是发自投资者内在的主动行为。以往传统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要求企业赚钱之外做点好事，现在ESG主要是上市公司和大企业做披露，好像都是外在、被动的。影响力投资是真正要求投资者发自内心的意识和行为。”[14]

无论是多么缜密的信息披露框架，抑或是无比严格的信息披露准则，它们能够起到的效果，都不会比由发自内心的意识所引导出的行为所能达到的效果来得显著和深远。

我们如今更为需要的，是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意识转变。这将是一项比制定标准更为艰巨、更为必须的挑战。

注释：

[1][2][3][4] “25 Years Ago I Coined the Phrase ‘Triple Bottom Line.’ Here’s Why It’s Time to Rethink It.”, John Elking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

2018/06/25-years-ago-i-coined-the-phrase-triple-bottom-line-heres-why-im-giving-up-on-it.

[5] 本段概括自GreenBiz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乔·马克威尔（Joel Makower）于2022年5月发布的三篇ESG评级主题文章，第一财经研究院对其进行了编译，并发布为“ESG评级系列编译”.

[6][7] “Demand more impact from your ESG investments”, Terrence Keeley, Climate & Capital Media, https://www.climateandcapitalmedia.com/demand-more-Impact

-from-your-esg-investments/.

[8] “ESG的前世今生”，蒋焰，墨菲读书（中信出版集团旗下账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942502714624207&wfr=spider&for=pc.

[9][11] 《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著.

[10] “为何不能用金钱计算社会影响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m02JJxXZsXg1AeiR_VQ_7Q.

[12][13] Investing for Outcomes: Why Impact Is Relevant Beyond Impact Investing, Citi GPS.

[14] 根据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在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整理.

（本文题图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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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