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主编：刘世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获奖理由：

本书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长期研究项目的第七辑，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对不同行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改革策略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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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完整版，1.3万字+，后附删减版备用】

刘世锦/文

 

中国经济开始转入中速平稳增长期

本书是我们开展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长期研究项目的第七辑。2018年的中国经济，有诸多出乎意料之事，如中美贸易摩擦、民营经济预期不稳等，但经济增长进程尚在预期之中。年初，根据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上半年经济走势平稳，下半年将有一定幅度下滑。实际情况大体如此。下半年增速回落，先是由基建投资减速所致，后则由存货下行带动。

从我们一直采用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角度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是一个试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找到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从目前情况看，2019年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决策层提出了稳增长的任务。在这个题目下，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继续沿用老办法，主要是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种办法看起来轻车熟路，但面临着杠杠率上升、投资空间缩小、效率下降等难题。

另一种思路是将近期的增长回落归结于去杠杆以及从紧的宏观政策，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已有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种是主张尊重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在保持适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聚焦于实质性深化改革，以拓展新的增长来源，争取中速平台上有活力、可持续、韧性强的增长。

在讨论这几种不同选择之前，有必要讨论增长目标问题，并区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

在以往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被置于优先地位，先定GDP指标，再由此决定其他指标。尽管这种方法存在问题，但在那个阶段还算过得去。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正如人们看到的，有些地区为了追逐过高增长速度，使杠杆率高企，短期风险加大，中长期更难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就业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从宏观经济角度说，充分就业体现了一个社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许多国家，就业被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或首要目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及其分配格局。而风险防控、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则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在增长目标的形成机制上，应当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速度和质量有可能出现冲突，需要寻找的是其内在逻辑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目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看也是可争取到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从而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还需要讨论的是区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忽视这种区分不仅会产生理论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导致政策上的混乱。

首先是潜在增长率。经济学上将潜在增长率解释为资源得到充分或最大化利用后的增长率。有观点主张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可实现的理想状态，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已知或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下，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后的增长率。

如果这样定义潜在增长率，现实中将会看到两种情形，可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前者指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得到利用；后者则指由于体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或者说，只是部分利用了这些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前者理解为真实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而后者则可称为“可及增长率”，也就是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再加上实际增长率，我们就有了三种增长率概念。

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就是要缩小乃至消除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使实际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可及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为差距1，缩小这一差距主要依赖于体制变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而可及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为差距2,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整。

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是，潜在增长率在合乎规律地下降，与此同时，差距1依然存在，有时候还在扩大；差距2表现为所谓“产出缺口”，既可以是正的，即实际增长率大于可及增长率，也可以是负的，即实际增长率小于可及增长率。由于高增长的诉求强烈，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并不多见。通过深化改革缩小差距1的呼声始终存在，有时还相当高，但往往难以落地。相反，通过放松宏观政策使实际增长率到达或超过可及增长率的呼声，则容易得到响应。于是经常会看到以缩小差距2掩盖或替代缩小差距1的倾向。

回到当下的政策选择，尽管表述方式不一，放松宏观政策的呼声再次响亮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对降杠杆问题存有争议。降杠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但杠杆率过高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稳杠杆的基础上将杠杆率降到合适水平的目标不能放弃。必须明确，过松的宏观政策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不仅不能缩小还可能扩大差距1。而解决差距1的问题，恰恰是下一步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增长来源

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动态概念。进入中速平台后，在高速增长阶段作为主要增长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汽车以及其他重要消费品，相继越过历史需求峰值，开始寻找“比历史需求峰值低一些，比成熟增长阶段高一些”的新均衡点。这些需求对中速增长的存量稳定仍有重要作用，但对增量贡献已经很小了。出口也在经历大体相同的变化，对外投资的重要性相应上升。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速平台上的增长速度有很大可能稳定在5%～6%，也可能是5%左右。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今后较长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日本竞争力时提出，日本存在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门，还有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缺少竞争因而低效率的基础部门，这种效率差异很大的二元结构，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更为突出。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除了土地等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相关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另一个例子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无法进入市场，在助推城市房价的同时，更使农村错失了大量本来可以获得的发展机会。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小，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直接提高了消费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这部分需求潜能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中空间最大且易于获取的。

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是另一项重要任务，从长期看更为重要。贫困是因为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而人力资本严重不足，部分是由于从儿童营养保障到医疗、教育、就业等条件的匮乏，部分则由于相当多的机会不均等。从全社会角度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空间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在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尤为重要。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但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产业分化、重组推动优势企业、优势行业加快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行业比重上升。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相互推动，带动了研发、设计、咨询、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为制造业升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前面提到的为消费结构升级配套的消费性服务业，大多具有知识密集的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第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从传统认识中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形象地说，绿色发展不仅是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

上述五大增长来源中，前两个是高速增长期遗留下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差距2的产物。后三个则拓展了中速平台上潜在增长率的边界。在这样一幅新的潜在增长率画面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增长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际增长率。

“高难度增长”时代的来临

细致分析一下，五大增长来源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有不同，但“门槛”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出来并不容易。

前两个增长来源本应属于高速增长期，之所以拖下来，是因为其中的体制政策难题未能得到解决。就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而言，涉及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市场公平准入和竞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等已经讲了很多年，但难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则涉及农民工进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清单，就不难理解将其中增长潜能释放出来的难度所在。

后三个增长来源大多属于新潜能、新体制，但也受到旧体制的羁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涉及产业分化重组中市场出清、低效资源退出和社会保障体系托底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更加大胆地对外和对内开放。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无论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质，还是体制机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概括地说，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与过去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释放五种增长来源潜能的难度各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更为紧迫；后三个来源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这种差异将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长出现不同的组合。

一种可能性很大的组合，是把前两个增长来源放下，重点集中到后三个增长来源上。这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好处是可以利用后三种增长来源大多是新体制、新机制，参与者大多是新主体的优势，类似于改革初中期的双轨并行战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不解决前两个增长来源的问题，高成本、市场容量不足、对大量社会资源的低效占用等，将会使后三个增长来源的释放空间大打折扣并陷入困境。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既有体制架构内扩展五种增长来源的可利用空间。这是另一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前两种增长来源的利用空间将非常有限，还存在在现有水平上后退的风险。后三种增长来源空间看起来大一些，但脆弱性、不确定性也相当大。总体上看，很难为未来中速平台上即使5%左右的增速提供支撑。

还有一种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过前沿性创新，特别是覆盖面很大的颠覆性创新，把前两个增长来源的潜能释放出来，类似于“打败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比如，通过全新技术改变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部门的供给方式。然而，且不论这类技术能否出现，即便出现了能否真正打破行政性垄断，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此外，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格局未变，技术进步还可能加大这个差距，而这正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来由于部分行业的低效率、利益集团的阻挠、严重的两极分化等，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有的出现倒退，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表面上看是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要翻越制度高墙。全球范围内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不少，能够过这一关的却不多。中国如果过不了这一关，五大增长来源将是看得见、摸不着，就不能断言已经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使勉强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能出现长期停滞乃至倒退的局面。

与增长来源配套的发展战略

有效发掘五大增长来源的潜能，需要制定配套的发展战略，提出相应的体制政策变革要求。

效率变革战略

效率变革的目标，是实质性改变现阶段突出的低效率领域的状态。这些领域包括基础产业等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的部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导致增长潜能受到抑制的城乡融合地带，退出机制不完善的低效产业部门等。简单地说，就是要填平既有的“效率洼地”，达到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效率水准。

完善产权保护。重要的是建立稳定的法治保障环境，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不因偶然事件或具体政策调整而变化。要有一大批通过法律解决产权纠纷、保护合法权益的案例，逐步建立社会各界对保护产权法律体系的信心和预期。民营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长期愿景，应有理论政策创新，有符合现实、顺应规律的新“说法”。

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首先是布局结构的调整，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符合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提供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领域。分散布局、固守不变只能削弱而不是增强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国有资本要大踏步地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或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其次是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调整。加快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把资本层面和企业层面分离开来，国有资本管理部门通过市场经济中资本运行的常规方式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再次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区分战略性投资和财务性投资，在国有资本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其他领域则在必要时进行财务性投资。

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把所有制与企业挂钩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种所有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合，要想找出某种纯粹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困难，混合所有成为市场经济成熟后的常态。把国家的强制力和信用等元素与某类企业直接挂钩，就会使国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和企业所有者的身份混在一起，与其他企业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应当明确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法人实体与其所有者的正常关系，摘掉企业头上的所有制属性帽子。企业不再按照所有制进行分类，而是按照规模、行业、技术等分类，同时对投资者另行分类，以此作为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要件之一。

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低效率领域主要与“半拉子”要素市场有关，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严重制约资源优化配置。要突出重点，主攻打破基础产业行政性垄断、城乡生产要素相互流动、低效企业退出等难题。这几块“硬骨头”啃不下来，低效率洼地不可能填平。改革的方向、目标、重点是明确的，关键是下决心、有行动，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尤其要调动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先行先试，总结并推广好的案例，一个好的案例也胜过一大批原则和说法。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来源是低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出路主要不在搞再分配，而是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点，是通过反贫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改善居住、医疗、教育条件，大幅提高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水准。同样重要的是增加这部分人群横向和纵向流动机会，促进机会均等。

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户籍问题的实质是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进城人员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

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巩固脱贫成果，着力构造脱贫不返贫的长效机制。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创造财富的能力，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成稳定的增收渠道。通过改善基本生存发展环境，尤其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条件，重点提高年轻一代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发展机会，实现贫困的代际阻隔。把仍然存在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系统，守住反贫困的底线。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流动。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的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增加社保资金供给，缩减社保资金缺口，同时促进国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改革。

促进机会公平。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纳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借助这一途径扩大内需。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的做法。在大体相当的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逐步改变低收入阶层所处的“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

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

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依然属于“追赶型增长”的内容。在这一阶段，由于增长更大比重依赖于消费，消费的重要性上升；与此同时，消费增长更多地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实现，对消费类别、品质、便利性的要求超过以往，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对供给侧的刺激。在此意义上，产业升级是对消费升级的反应。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激励，产业升级难以推进和成功。产业升级同时依托于供给侧条件的改进，需要更多的中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和优化组合。

推动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现阶段发展重点。与制造业不同的是，这类产业更多依赖不可编码知识，新技术往往需要通过“干中学”等方式才能掌握和运用，对外开放的深度将超过以往。另一方面，国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也受到诸多不当准入限制，抑制了增长潜能。对外开放要加大力度，但首先要对内放开，对外开放与对内放开相互促进，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和竞争能力。实践证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能够充分放开，中国产业和企业往往是有竞争力的。一定要增强新发展阶段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开放自信。

通过优胜劣汰带动产业升级。适应产业分化重组加快的态势，政府一方面应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要推动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退出。这就需要在财政、社保、银行、法律等相关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用挑剔性消费倒逼品质提升。国际经验表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增长，会使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从品质到体验的要求明显提升，在许多领域，挑剔型消费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激励生产者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政府应当因势利导，相应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鼓励生产者围绕挑剔型消费展开竞争，逐步形成更高层级上消费与生产的循环流程。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无论是制造业的服务化，还是服务业的制造化，二者的融合发展都显示了一种内在关联。促进这种融合发展，从人才、技术到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企业间购并重组等，都需要政府在要素培育、市场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

前沿性创新战略

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能够跻身前沿性创新行列，进入科技发展的“无人区”，既是一种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挑战。在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把握创新规律、明确优势和短板、准确定位、抓住时机，都至关重要。

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动摇。强调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仅因为企业处在市场竞争第一线，而且因为一些年来传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界限已被打破，许多市场第一线遇到的问题，也是基础研究的前沿问题。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既可以把技术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突破。由国家集中资源开展的创新项目，应聚焦于公共产品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新形势下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探索过程。如果不能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运行机制，也可能为抵制改革、重回老路留下空间。

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创新要素并非均匀分布，那些能够吸引更多创新要素的地方，才会拥有更多创新成功的机会。从国内外经验看，创新活动集中出现在若干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型城市。但这些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型城市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能否成为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型城市，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吸引聚集创新要素的体制政策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有长远打算；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的聚集并得以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

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对基础研究短板制约我国长期创新发展的风险，补上这一短板的长期性、艰巨性，对营造有利于科学发现的自由探索环境的重要性，都要有足够认识。通过理念、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创新，加快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

绿色转型战略

绿色转型与前沿性创新互为补充，绿色转型可以看成广义创新的组成部分，而创新也构成绿色发展方式的内在要素。要立足于转换发展方式，从理念、目标、政策到生态资本核算、产业链构造等，全方位推动绿色发展。

转变提升对绿色发展的理解，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新共识。不能仅把绿色发展看成污染治理，而应看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在内的绿色经济体系的发展；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的修补，而应看成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发展方式；不能把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对立，看成对增长的拖累，而应看成重要的消费新动能、创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认识到位了，推动绿色发展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加快推动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迄今为止，生态资本依然无法度量、核算，更难以交易。绿色发展大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环保等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难以成为企业和个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经济活动。推动绿色转型，必须要过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这一关。应将此作为绿色创新的重要内容，鼓励支持相关研究、试点和推广工作。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逐步使生态资本与其他资本形态一样，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比较成本收益，优化资源配置。

积极探索并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机制。把绿色发展的可行指标作为政府工作的考核指标，把绿色发展收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内容。在成熟的生态资本核算方法实施之前，借助财政、税收、价格和标准等手段，尽可能将原本外部化的绿色发展收益和传统发展方式成本内部化，使绿色发展有利可图，传统发展方式则承担本应承担的成本。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提出并实施以上发展战略，都对体制政策环境提出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求。不认真解决体制上的“卡脖子”问题，不下决心啃几块“硬骨头”，新的增长潜能就出不来，即便比过去降低了的增长速度也未必能够维持。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和其他方面的冲突还可能出现乃至加剧，全球经贸金融规则和治理结构正面临重大变革。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是停滞徘徊，还是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此要说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对此，国内外有不同看法和说法。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那么，靠的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行业垄断、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不尊重知识产权甚至偷盗技术，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

应该说，答案是很清楚的。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某种关于中国产业发展的规划，充其量是部分行业管理者和科研人员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展望，能起的作用也只是提供一些信息，引导一下预期。如果以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必须照此办理，那么中国原本就不需要搞市场经济，维持原来的计划经济就可以了。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要靠创新驱动，而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因而是不可规划的。五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互联网经济能发展成当今这个样子。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的快速发展，五年、十年后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究竟是何种状态，同样难以想象，更难以规划。把那种计划经济色彩相当重的产业规划当成中国过去或未来成功的核心要素，实在是对中国发展的莫大曲解。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总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当前，我们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则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国际经贸谈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之处做文章，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当然不能戴上这顶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帽子”，必须也能够朝着完善市场经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一些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得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必定各有特色，美国、日本、欧洲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各不相同。中国有较强的政府能力、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较高的社会共识、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要素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有机融合，就会转化为重要的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些东西是转型期过渡性的，有些东西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正在成长的，还有一些东西属于“新瓶装老酒”。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近现代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者有先有后。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一些年来全球化进程推进较快，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也在相应发展、调整和变革。近期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诸多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有价值元素。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各自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确立“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立这样的“双高”目标，无论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规则变局，还是在国内稳预期、提信心，都可以使局面豁然开朗，赢得主动。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WTO（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在国内，稳定预期、理顺关系，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政府管理、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位，才能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在一个更高平台上争取到新的有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

（本文系《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