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勿重蹈日韩“消费金融地狱”悲剧

随着和“现金贷”有关的各项治理新规次第出台， 目前网络小额信贷和互联网借贷所热衷的特定市场——个人消费贷款(下称“消费信贷”)成为舆论焦点。难以遏制的扩张冲动、奢侈消费的浮华诱惑、裹挟着大数据的高科技概念、暴力催贷的“嗜血”情节以及监管的强力介入制造了足够张力，赚足了眼球，也足以让我们彻底忽视消费信贷这个细分市场背后的核心议题。

作为一个后发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绝大多数热潮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发达市场的过往故事，所不同的是名称、规模、包装形式，以及表现形式。这一次，用来包装的道具是新经济、互联网和大数据。

本质上，现金贷即无担保抵押个人消费贷款，也就是金融业内非常熟悉的消费信用贷款。而贷款作为一种金融安排，从来都直接对应着还款风险。没有足够风险度量的房贷(次债)直接催生了2007~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人用了整整10年修复负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修正过往过度不节制的消费习惯，刚刚走出金融危机。

说到消费信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分别在过去60年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与之相关的金融和社会危机。第一财经推出一组报道，深入回顾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经历的消费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及随后的监管治理、社会创伤。

回到中国当下的现金贷。现金贷所对应的核心议题不是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所催生的新的商业模式，现金贷带来的监管挑战也绝非当下的协调监管、统一征信的组合拳就足以应对。事实上，中国版的“消费信贷”正站在十字路口，公众和决策者对其的认知取向和深度将直接决定中国会否重蹈日韩的“消金地狱”悲剧。

我们认为，现金贷的核心议题是消费文化，即“花自己挣的钱”和“借钱消费”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文化观。一旦“借钱消费”的价值观占据主流，消费文化就会和金融业与生俱来逐利的扩张冲动彼此呼应，相互加强，并通过精准的风险定价模型(不管是过去银行业基于厚数据的模型还是今天互联网公司基于大数据的模型)来形成商业模式。

以日本为例，行业估算的年均衡利率是29%，其中隐含了软暴力催收。也就是说，在软暴力催收的条件下，不需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几乎不依赖信用数据的消费贷款模式就可以赚钱。而当软暴力催收受到制约或者最高利率低于均衡利率的情况下，这种商业模式的空间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

而在监管松弛的大背景下，具有逐利冲动的金融业(无论是传统银行业还是互联网金融)会充分运用广告等方式影响消费者，植入消费观念，鼓励借贷消费文化(例如将其标榜为“高尚的行为”)，鼓励民众大量使用;同时对监管和决策者进行多方“游说”，一旦各方进入正反馈，消费信贷就会迅速野蛮生长，最终局面不可收拾，银行和金融机构酿成危机，家庭出现悲剧，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停滞。

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无一不是如此。在这些故事中，监管机构在危机后亡羊补牢，制订了一系列规则，包括严格准入、设定从业条件、令贷款者提供收入记录、限定借款上限，等等。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上世纪60年代经历过“消金地狱”的日本，今天消费金融热潮又通过银行再次还魂，对“银行贷款地狱”的担忧成为今天日本从最高政治层面到各个社会角落的焦点。

回到中国。好消息是，中国的监管者已经出手；坏消息则是，公众和决策者还没有意识到此中消费价值观的核心角色，对此尚未展开讨论。我们认为，只有决策者和公众对此形成了足够认知，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消费金融过度膨胀所必然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

正如我们的报道所描绘的那样，“危机留给社会的震荡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化解，一些卡债家庭长大的儿童不得不面对残缺的家庭、讨债公司的侵扰，以及冰冷的社会”。希望悲剧不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