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外交】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进入201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揭开序幕。继“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和上海、福建、广东、天津四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前不久，中国又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2个试点城市和地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主动应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外部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主席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中国领导人对深化改革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使这一轮综合试点试验方向明确、目标清晰、步子坚定，就是要在综合试点试验两年时间内，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诸多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创全方位开放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两种试验的区别

首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与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齐头并进，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

自贸区试验重在对接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开放力度大、试验程度深，涉及新世纪国际经贸合作的高标准，目的是在敏感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好开放的“压力测试”。而综合试点试验的重点立足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结构、布局的系统性优化，促进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产生和强化，故试验更加多样性，充分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各地域发展水平不同，需求也有很大区别，需要多梯度、多层面地构建中国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两种试验的区别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体目标的不同。自贸区试验属于探索新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准入的做法就是这一尝试。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目标更加多样，开放水平和领域因地制宜，考虑了发展水平的差异。

二是功能定位的不同。前者重在开放，深入探索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和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和接轨。后者综合试点侧重体制创新，更重视与开放配套的体制改革，形成适应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三是地域和规模的不同。从地域看，四大自贸试验区均地处沿海，而综合试点城市和地区既有沿海，也有内陆，不仅包括省会城市，也有二线城市。从规模看，自贸区一般为100多平方公里，综合试点区则面积较大，有的甚至超过1万平方公里。

对外开放的“宽度”

其次，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综合试点试验，旨在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宽度”，创新更高层次开放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以推动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格局。

“宽度”一是体现在试点城市和地区特色鲜明，在中国经济中有充足的地区代表性和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多梯度。

12个试点地区选取类型多种多样，涵盖了各类城市和新区、开发区。举例来看，济南和南昌分别是中国东部和中部的省会城市;唐山则是资源型城市，以钢铁和陶瓷等工业著称，去产能任务重;福建漳州是沿海的地级市，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与合作紧密相关，很有代表性;广东东莞是外向型经济非常典型的城市，制造业强，城市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需要创新发展和试验;西部的重庆和陕西新区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试验区;哈尔滨新区和长春新区，如果改革成功，将可能带动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浦东新区都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借助这两个平台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对于中国数百个国家级园区、数千个省级园区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和联动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宽度”二是综合试点试验6项任务中的第一项，就是“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核心是负面清单加政府监管。负面清单在四大自贸试验区已经作为重点在推进，而政府监管的完善和创新则是这次综合试点试验的重点，需要依靠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各地情况不同，“一刀切”显然不符合要求，需要形式多样的制度灵活性。

再则，综合试点试验是中国面临全球化新形势、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所做的体制机制调整和创新，以更好适应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目前，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制造业水平，创新服务业，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综合试验其中一项是“探索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既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引进来’，又要探索更好地‘走出去’”。中国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欢迎，而投融资合作和新模式是非常关键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就是尝试之一。

就“引进来”而言，中国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创新环境建设尤为重要。而作为制造业强国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必须加大力度，“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建设首先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新规则，即便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得以实施，中国也不必回避，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同时，政府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和支撑，特别是金融业的配套服务。中国服务贸易落后于货物贸易，而金融更是滞后于整个服务贸易。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和血脉，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最终将体现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力上，甚至可以说，国家经济竞争力是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大竞争力的有机和有效结合。

目前，从“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数据看，中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已初见成效。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955亿美元;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达148亿美元，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85亿美元，分别增长18%和25%。预计2016年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试验是中国开放的新举措，它将与“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进行无缝对接，进一步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